何秀蘭議員：主席，我動議為削減分目000而將總目156削減281,666元。

主席，香港大學民意調查中心昨天發表一份報告，是關於特首、司長及各位局長的民望。孫明揚局長是其中一位民望出現負值的局長，負值達4%，即是說，反對孫明揚先生出任局長的有36%，支持他出任局長的只有32%，這份報告還申明，因為負值達4%之多，其實已超越了調查可能出現的誤差，即是說，即使調查有誤差，仍會是負值。

主席，我們今天的修正案，當然是針對制度而不是針對個人，同樣地，民意調查中市民的反應也一樣，他們不是針對局長，因為局長以往出任其他政策範圍時，民望是高的，不像今天這樣。因此，該調查結果顯示，市民對教育政策真的有強烈不滿，所以無論局長個人是否視民望如浮雲或糞土也好，這個民意調查結果，局長要正視，並應重新檢視現行的教育政策方向是否妥當？財政司司長剛才說，短期、中期及長期的扶貧政策也有，今年財政預算案(「預算案」)亦有針對教育的短期及中期政策，一次過的政策包括開學的補助津貼，而中期政策便是貧童的上網費用，至於長期政策，對不起了，是沒有的。因為司長說的只是加強經濟競爭能力而已，但確實如是，如果大家要消除跨代貧窮，加強香港經濟的競爭能力，當然要提高人口質素，那便一定要從教育入手。但是，我們現行的教育制度不能幫助貧困的下一代，結果令他們無法在高度競爭的教育制度下生存，反之，很可能令他們成為制度下的失敗者，將來也有可能增加社會的開支。

我首先談基本的問題，便是教育的整體開支。在1997年前，我們的教育整體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很少，只有2.8%，1997年之後便慢慢爬升，曾經一度達到3.9%，因為我們有時候會撥出大筆錢設立教育基金。可是，今年又不行了，今年總開支是519.6億元，我們這年的本地生產總值剛超過17,000億元，於是教育開支便佔本地生產總值不足3.1%，與我們鄰近地區相比又如何呢？國內的教育開支是3.5%、泰國及印尼也能達到3.5%的水平。國內的教育當然有很多問題，例如有「豆腐渣」工程，山區與民工的貧童接受教育的機會也不多，要向境外籌款。香港的底子較厚，我們已有硬件，但我們實在不可以跟中國、泰國及印尼這些仍然靠廉價勞工來發展製造業的國家相比，而且，這數個國家先天擁有豐厚的旅遊環境及資源，它們可在旅遊業提供較多就業機會及賺取外匯。

可是，香港沒有這些先天條件，我們急須發展成知識型社會，所以，我們的教育開支不可以與這些鄰近地區相比較。其他亞洲國家的教育開支又如何呢？韓國是4.4%、台灣是6%。當然，很多歐美及經濟先進地區的教育開支也可以達到6%。如果香港要着實提升人口質素，我們有必要增加整體開支，以今年519.6億元為例，只得3.1%，如果我們增至4%，便會多了120億元可供運用，很多措施及政策也可得以落實。但是，我們的教育政策偏偏最喜歡錦上添花，雪中送炭反而很少。例如在名校，本身已有讀書的競爭氣氛，這些學生不用有甚麼幫忙也能進入大學。如果能進入大學，每年便有18萬元的津助，但萬一有同學一下子失手，派不到學位，即使高考成績符合入學資格，但如果派不到津助學位的話，他們轉讀副學士便會負上一身債，然後才能畢業。可是，當局沒有為約6000名高考成績符合入讀大學資格的同學盡力，沒有擴充受津助大學的學位，反而在履行對本土子弟的公共責任前，便推出教育產業化。當然，這會吸引內地學生來香港就讀，但對本地家庭的子女有很壞的副作用，當局可以大條道理把大學津助學位的數目凍結在14620個，不會增加。

因此，主席，在此我必須澄清，很多同事經常說14500個受津助學位，其實並非如此。儘管最近給教育學院增加了120個，令數目增加了少許，然而，相對於6000名通過高考但沒有津助學位就讀的一批學生來說，實在只是一滴水。主席，我們這些要入讀副學士學位的學生，將來便會成為私立大學的主要收生來源，這非常不公道，因為他們在該一次考試的表現及不上其他14620名同學，他們個人及家庭便須多負擔三四十萬元的學費借貸，這是政府沒有履行提供教育的基本責任。所以，不同黨派也建議增加津助大學的學位。如果我們增加6000個津助大學學位的話，在「三三四」的新學制下，每年增加約27億元開支，這只是一個很小的數目。

此外，制度對副學士學生的歧視，並非只限於津助學位，連籌款的配對基金亦顯示這點。主席，配對基金旨在鼓勵各所高等教育院校籌款，過去4輪配對基金的籌款成績皆不錯，所有院校籌得的款項均超逾政府給它們的配對基金。最近，範圍更擴大至珠海、樹仁等本地私立大學。但是，政府仍然堅持不肯把配對計劃擴大至副學士學位，這會有甚麼後果呢？假如有人想捐款，學校或捐款者會因為配對基金而把款項投放於學士課程，令該筆款項可取得政府的津助。然而，如果把款項投入副學士課程，那便不幸了，那不會得到政府的配對基金，所以，我們不單沒有增加資源來幫助副學士學生，即使是已出之物，一些已拿出來的款項，在政策上做一些改變，令副學士學生可以受惠於私人資源(所謂社會第三部門的資源)，就是連這樣的措施也不肯做。

主席，接着，我會談談中學教育。過去，我在會議上提過很多次，香港的教育制度並沒有讓學生有第二次機會。我提出過一項書面質詢，問當局有沒有學生被學校開除？在開除後會如何協助他們返回主流學校？當局的答覆竟然是沒有。可是，很多社工和家長均知道是有的，這只是一個巧妙、取巧的迴避方法。學校會用很多方法或施加壓力，迫使家長和學生同意自動退學，甚至以壓力、懲罰等羞辱方式令學生逃學，最後便有理由把學生開除。其實，這些學生可能由於家庭環境困難、背景複雜，以及家長忙於工作，實在沒有時間管教子女，因而令學生在那段期間出現一些違規行為。這些學生正是我們要特別幫助的一羣，即使他們離開了學校，也要協助他們重返主流教育。但是，群育學校的學額非常不足，輪候人數眾多，而且可以留在群育學校的時間亦很短，他們可能仍未重建自己的人生價值、自尊和自信，便要離開學校了。可以幫助這些學生的第二個方法是成人夜校，但自從前常任秘書長羅范椒芬取消了成人夜校的津助，使之變成私營後，學費便大幅增加。雖然副局長最近會作檢討，但仍然是遠遠不足的。

主席，我今天想聚焦談的是戒毒青年的就學問題。昨天，有數位議員探訪過兩間戒毒院舍，由於現時吸毒和濫藥的年齡越來越年輕化，其實，院舍內也有很多適齡的學生，但由於我們沒有戒毒學校的政策，這些孩子要進院舍住12個月，院內學生和教師人數不足，建築物又簡陋，甚至存在危險，他們在那裏蹉跎了整整1年。他們離開了主流學校，又蹉跎了1年時間，到離開院舍時根本無法回歸主流學校。因此，我請局長要嚴正考慮，在現時的津助範圍裏增設一個項目，便是戒毒學校。
這亦解釋了正生書院(「正生」)的帳目雖然未交代清楚，但仍然得到議員和社會的支持，便是因為教育局沒有這項政策。現時只有正生能提供這樣的服務，如果教育局對正生是有所保留的話，最好的方法便是自己做。無論是否信任正生，這羣學生的需要、社會服務及教育服務的需要是存在的。但是，為了省錢，當局寧願說正生有這樣、那樣的不妥當，卻完全忽視這批學生改過自新、重拾教育的機會，這完全是不負責任的。

其實，現時吸毒和濫藥的學生已很少吸食令身體有直接反應的硬毒品⎯⎯海洛英，反而多濫藥，例如「K仔」這類。他們的心理依賴遠高於身體對藥物的依賴，戒毒方面可說是容易了，因為身體的不適少了，但也可說是困難了，因為有很強的心理依賴。離開院舍後，如果他們未能重建自己的生活目標，仍然選擇逃避現實的話，他們很容易便會重蹈覆轍，再次濫藥。所以，我們應該延長他們在戒毒學校的時間，不止是進去12個月便算，應該協助他們完成整個中學階段，讓他們中學畢業後，可以到IVE等院校就讀，離開以往被標籤的環境，這樣做才更有助他們重新做人。

主席，我剛才提出的均是弱勢學生面對的困難，很多強勢的、讀書成績沒有問題、可以應付這個制度、家庭有支援的學生，未必有需要接受我們幫忙。但是，正正是這一羣，他們確實是貧者越貧、弱者越弱，如果他們得不到適當的、特別針對他們而度身訂造的措施幫助，他們將來便會成為社會上最貧困的基層，甚至繼續走上歧途，成為社會的包袱。主席，所以，我請局長盡快檢討這些政策。雖然今天辯論的議案是關於削減局長的薪金，但我們想藉此機會讓大家看到政策上的缺失。我請局長做到他自己是物有所值的。

多謝主席。

立法會大會
動議削減教育局長一個月薪酬
日期:2010年4月21日
時間:上午11時正
地點:會議廳

何秀蘭議員動議下列議案：
議決為削減分目000而將總目156削減281,666元。
出席的其他政府官員：教育局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