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秀蘭議員：主席，我動議為削減分目000而將總目156削減281,666元。

主席，香港大學民意調查中心昨天發表一份報告，是關於特首、司 長及各位局長的民望。孫明揚局長是其中一位民望出現負值的局長，負 值達4%，即是說，反對孫明揚先生出任局長的有36%，支持他出任局長 的只有32%，這份報告還申明，因為負值達4%之多，其實已超越了調查 可能出現的誤差， 即是說， 即使調查有誤差， 仍會是負值。

主席，我們今天的修正案，當然是針對制度而不是針對個人，同樣 地，民意調查中市民的反應也一樣，他們不是針對局長，因為局長以往 出任其他政策範圍時，民望是高的，不像今天這樣。因此，該調查結果 顯示，市民對教育政策真的有強烈不滿，所以無論局長個人是否視民望 如浮雲或糞土也好，這個民意調查結果，局長要正視，並應重新檢視現 行的教育政策方向是否妥當？ 財政司司長剛才說，短期、中期及長期的 扶貧政策也有， 今年財政預算案(“預算案”)亦有針對教育的短期及中期 政策，一次過的政策包括開學的補助津貼，而中期政策便是貧童的上網 費用，至於長期政策，對不起了，是沒有的。因為司長說的只是加強經 濟競爭能力而已，但確實如是，如果大家要消除跨代貧窮，加強香港經 濟的競爭能力，當然要提高人口質素，那便一定要從教育入手。但是， 我們現行的教育制度不能幫助貧困的下一代，結果令他們無法在高度競 爭的教育制度下生存，反之，很可能令他們成為制度下的失敗者，將來 也有可能增加社會的開支。

我首先談基本的問題，便是教育的整體開支。在1997年前，我們的 教育整體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很少， 只有2.8%， 1997年之後便慢慢爬 升，曾經一度達到3.9%，因為我們有時候會撥出大筆錢設立教育基金。 可是， 今年又不行了， 今年總開支是519.6億元， 我們這年的本地生產 總值剛超過17,000億元，於是教育開支便佔本地生產總值不足3.1%，與 我們鄰近地區相比又如何呢？ 國內的教育開支是3.5%、泰國及印尼也能 達到3.5%的水平。國內的教育當然有很多問題，例如有“豆腐渣”工程， 山區與民工的貧童接受教育的機會也不多，要向境外籌款。香港的底子較厚，我們已有硬件，但我們實在不可以跟中國、泰國及印尼這些仍然 靠廉價勞工來發展製造業的國家相比，而且，這數個國家先天擁有豐厚 的旅遊環境及資源， 它們可在旅遊業提供較多就業機會及賺取外匯。

可是，香港沒有這些先天條件，我們急須發展成知識型社會，所以， 我們的教育開支不可以與這些鄰近地區相比較。其他亞洲國家的教育開 支又如何呢？ 韓國是4.4%、台灣是6%。當然， 很多歐美及經濟先進地 區的教育開支也可以達到6%。如果香港要着實提升人口質素， 我們有 必要增加整體開支， 以今年519.6億元為例， 只得3.1%， 如果我們增至 4%， 便會多了120億元可供運用， 很多措施及政策也可得以落實。 但是， 我們的教育政策偏偏最喜歡錦上添花， 雪中送炭反而很少。 例如在名校，本身已有讀書的競爭氣氛，這些學生不用有甚麼幫忙也能 進入大學。如果能進入大學，每年便有18萬元的津助，但萬一有同學一 下子失手，派不到學位，即使高考成績符合入學資格，但如果派不到津 助學位的話，他們轉讀副學士便會負上一身債，然後才能畢業。可是， 當局沒有為約6 000名高考成績符合入讀大學資格的同學盡力， 沒有擴 充受津助大學的學位，反而在履行對本土子弟的公共責任前，便推出教 育產業化。當然，這會吸引內地學生來香港就讀，但對本地家庭的子女 有很壞的副作用， 當局可以大條道理把大學津助學位的數目凍結在 14 620個， 不會增加。

因此， 主席， 在此我必須澄清， 很多同事經常說14 500個受津助學 位， 其實並非如此。儘管最近給教育學院增加了120個， 令數目增加了 少許， 然而， 相對於6 000名通過高考但沒有津助學位就讀的一批學生 來說，實在只是一滴水。主席，我們這些要入讀副學士學位的學生，將 來便會成為私立大學的主要收生來源，這非常不公道，因為他們在該一 次考試的表現及不上其他14 620名同學，他們個人及家庭便須多負擔三 四十萬元的學費借貸，這是政府沒有履行提供教育的基本責任。所以， 不同黨派也建議增加津助大學的學位。如果我們增加6 000個津助大學 學位的話，在“三三四”的新學制下，每年增加約27億元開支，這只是一 個很小的數目。

此外，制度對副學士學生的歧視，並非只限於津助學位，連籌款的 配對基金亦顯示這點。主席， 配對基金旨在鼓勵各所高等教育院校籌 款， 過去4輪配對基金的籌款成績皆不錯， 所有院校籌得的款項均超逾 政府給它們的配對基金。最近，範圍更擴大至珠海、樹仁等本地私立大 學。但是，政府仍然堅持不肯把配對計劃擴大至副學士學位，這會有甚 麼後果呢？ 假如有人想捐款，學校或捐款者會因為配對基金而把款項投 放於學士課程，令該筆款項可取得政府的津助。然而，如果把款項投入 副學士課程，那便不幸了，那不會得到政府的配對基金，所以，我們不 單沒有增加資源來幫助副學士學生，即使是已出之物，一些已拿出來的 款項， 在政策上做一些改變， 令副學士學生可以受惠於私人資源(所謂 社會第三部門的資源)， 就是連這樣的措施也不肯做。

主席， 接着， 我會談談中學教育。過去， 我在會議上提過很多次， 香港的教育制度並沒有讓學生有第二次機會。我提出過一項書面質詢， 問當局有沒有學生被學校開除？ 在開除後會如何協助他們返回主流學 校？ 當局的答覆竟然是沒有。可是，很多社工和家長均知道是有的，這 只是一個巧妙、取巧的迴避方法。學校會用很多方法或施加壓力，迫使 家長和學生同意自動退學，甚至以壓力、懲罰等羞辱方式令學生逃學， 最後便有理由把學生開除。其實，這些學生可能由於家庭環境困難、背 景複雜，以及家長忙於工作，實在沒有時間管教子女，因而令學生在那 段期間出現一些違規行為。這些學生正是我們要特別幫助的一羣，即使 他們離開了學校，也要協助他們重返主流教育。但是，群育學校的學額 非常不足，輪候人數眾多，而且可以留在群育學校的時間亦很短，他們 可能仍未重建自己的人生價值、自尊和自信，便要離開學校了。可以幫 助這些學生的第二個方法是成人夜校，但自從前常任秘書長羅范椒芬取 消了成人夜校的津助，使之變成私營後，學費便大幅增加。雖然副局長 最近會作檢討， 但仍然是遠遠不足的。

主席，我今天想聚焦談的是戒毒青年的就學問題。昨天，有數位議 員探訪過兩間戒毒院舍，由於現時吸毒和濫藥的年齡越來越年輕化，其 實，院舍內也有很多適齡的學生，但由於我們沒有戒毒學校的政策，這 些孩子要進院舍住12個月，院內學生和教師人數不足，建築物又簡陋， 甚至存在危險， 他們在那裏蹉跎了整整1年。他們離開了主流學校， 又 蹉跎了1年時間， 到離開院舍時根本無法回歸主流學校。因此， 我請局長要嚴正考慮， 在現時的津助範圍裏增設一個項目， 便是戒毒學校。

這亦解釋了正生書院(“正生”)的帳目雖然未交代清楚， 但仍然得到 議員和社會的支持，便是因為教育局沒有這項政策。現時只有正生能提 供這樣的服務，如果教育局對正生是有所保留的話，最好的方法便是自 己做。無論是否信任正生，這羣學生的需要、社會服務及教育服務的需 要是存在的。但是，為了省錢，當局寧願說正生有這樣、那樣的不妥當， 卻完全忽視這批學生改過自新、重拾教育的機會，這完全是不負責任的。

其實，現時吸毒和濫藥的學生已很少吸食令身體有直接反應的硬毒 品 ⎯⎯ 海洛英， 反而多濫藥， 例如“K仔”這類。他們的心理依賴遠高 於身體對藥物的依賴，戒毒方面可說是容易了，因為身體的不適少了， 但也可說是困難了，因為有很強的心理依賴。離開院舍後，如果他們未 能重建自己的生活目標，仍然選擇逃避現實的話，他們很容易便會重蹈 覆轍，再次濫藥。所以，我們應該延長他們在戒毒學校的時間，不止是 進去12個月便算， 應該協助他們完成整個中學階段， 讓他們中學畢業 後， 可以到IVE等院校就讀， 離開以往被標籤的環境， 這樣做才更有助 他們重新做人。

主席，我剛才提出的均是弱勢學生面對的困難，很多強勢的、讀書 成績沒有問題、可以應付這個制度、家庭有支援的學生，未必有需要接 受我們幫忙。但是，正正是這一羣，他們確實是貧者越貧、弱者越弱， 如果他們得不到適當的、特別針對他們而度身訂造的措施幫助，他們將 來便會成為社會上最貧困的基層，甚至繼續走上歧途，成為社會的包袱。 主席，所以，我請局長盡快檢討這些政策。雖然今天辯論的議案是 關於削減局長的薪金，但我們想藉此機會讓大家看到政策上的缺失。我 請局長做到他自己是物有所值的。多謝主席。

何秀蘭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為削減分目000而將總目156削減281,666元。”

立法會大會
動議削減教育局長一個月薪酬
日期: 2010年4月21日
時間: 上午11時正
地點: 會議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