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秀蘭議員：最低工資立法一定很富爭議性，不單香港如是，中外皆然。其實，反對最低工資立法的不止是商界老闆，還有經濟學者，他們認為市場供求自有其調節功能，令勞工市場及行業興衰與經濟表現掛鈎。但是，學者忽略了人性的無盡貪婪，亦忽略了商界財團在設計社會制度時能夠壟斷權力，這些權力令工友，甚至小本經營的商號只能在被高地價政策扭曲的市場中掙扎求存。財團和政府一起維護高地價政策，令工友即使每天工作12小時，也未必能夠應付家庭生活開支，亦令很多慘淡經營的中小型食肆和零售業即使有錢賺，也追不上業主的加租金額，被迫結業，無法繼續經營。

嚴伯年前的時薪只有7元的新聞被報道後，令社會譁然，但這並非個別例子，其實同期還有清潔女工的時薪只有11元，她還要帶着讀小學的十多歲子女一起清理垃圾，然後才能完成清潔兩座公屋，這些例子也曾被廣泛報道。近來，我們更看到新聞報道，有工友因長時間超時工作而過勞猝死，這便是香港的制度暴力，令壓榨、剝削基層的人無須污言穢語，還可堂而皇之，用制度把人變成奴隸，這便是香港特有的制度暴力。

在2008年金融海嘯後，美國聯邦儲備局主席格林斯潘出席國會聽證會時說，市場經濟已經失效，不能為人民帶來效益，因為他低估了人性的貪婪。確實，當貪婪的人能夠擁有政治權力，透過法律、政策和制度來壓榨弱勢時，所謂的自由市場只不過是森林定律和弱肉強食的代名詞。所以，主席，我們今天能夠在此為保障最低工資立法，是值得工友和多年來爭取最低工資的朋友感到欣慰的。這不單是工友的勝利，也是公義良心的勝利。

剛才，有不少同事認為基層是大多數，他們害怕將來民主制度來臨時，立法保障最低工資會陸續有來，其實不然，社會最大多數的是中產，基層只佔六分之一左右。因此，今次為保障最低工資立法不單是基層爭取的力量，也是很多有社會良心的中產共同團結爭取所得來的成果。在1999年，香港第一次面對金融風暴。當時為了重拾香港的競爭力，政府牽頭外判工作，剝削基層勞工，裁員減薪，很多人的薪金被減超過一半，至今仍未回到1997年的水平，以致現時收入最低的十分之一的羣組，其收入中位數徘徊於3,300元左右。其實，很多議員剛才提出了很多數據，在這些數據中，我只選取最簡單的。現時，有32萬個家庭的每月收入低於6,000元，立法制訂最低工資是可以減輕這些不公平的現象。

立法制訂最低工資亦可以推動兩性平等，因為婦女勞工佔基層勞工的大多數，我在此提供一些同事剛才沒有提及的數字。現時，月入少於3,000元的婦女有85500人，少於5,000元的有414000人，兩者總和只欠500人便有50萬人。

主席，我們近期經常說50萬是個很重要的數字。2003年有50萬人遊行，令第二十三條停止立法；最近的公投亦有50萬人支持民主派，因而令民主黨可以「講數」。低收入婦女只欠500人便達50萬人，而在這50萬名婦女工友中，大多數是非技術工人，包括家務助理、清潔工人、信差、私人護衞員、保安員、電梯操作員、雜工和包裝工人等，這些工種的每月收入中位數只有3,600元。如果立法制訂最低工資，我們不單能推動兩性平等，消除同職不同酬的不公義現象，間接令以婦女為家長的單親家庭子女，在成長時能得到更公平的對待，可以間接消除跨代貧窮。主席，雖然這項法例現時取得階段性的成果，但我們真的不能高興得太早，因為法例並沒有直接處理最低工資的問題。與其說這是最低工資的法例，不如說它是最低工資委員會(「委員會」)的法例，因為這項法例旨在提供一個法律框架，就如何組成這個委員會作討論，其成員由特首委任，職權亦由法例所賦予，而最重要的是，委員會所建議的最低工資，特首只須參考，而無須一定落實建議的工資水平。這項法例亦褫奪了立法會修訂附屬法例的權力，稍後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時，我們會逐一發言討論。

然而，這項法例偏偏沒有訂明如何訂立最低工資。委員會的職能只訂明，委員會在考慮最低工資時須顧及兩點：防止職位流失、維持香港經濟的競爭力及避免工資過低。但是，怎樣才算是工資過低呢？應是時薪7元、時薪11元，還是令全港人神共憤的水平才算是過低呢？是否要這樣呢？

所以，主席，我十分支持李卓人議員的修正案，把工友及其家庭生活需要寫入法例。

其實，這項法例的最大功能，是作為行政長官曾蔭權的緩兵之計。他在任內面對社會這樣大的壓力、面對這麼多令人神共憤的新聞，惟有被迫推出工資保障運動，在成效不彰後才立法。這項法例的最大功能只不過是把委員會推到台前「背黑鍋」，幕後仍是由有至高無上權力的特首來操控。與政改一樣，特首又把一個炸彈留給下任政府來拆解。主席，我們所說的時薪33元最低工資，其實只足夠養活一家兩口，絕對不是如特首所說般能養活一家四口。我們是以綜援金額作為基礎，把兩個人的基本綜援金額加上兩個人入住公屋單位的租金、兩個人的交通費、5%的強積金供款及10%的儲蓄，以補償綜援受助者每年獲發的非經常性開支。計算出來便是每月6,300元左右，即時薪33元，並非特首所說的可以養活一家四口。

有商界的議員表示，這不是給你養家的，如果金額不足的話，應該由政府來補貼。這種由政府補貼的說法，其實即是說由整個社會來確認在職貧窮的問題，也確認了許多小商戶因要納貴租而無法支付最低工資時，要從納稅人的口袋來拿錢補貼，其實即是間接補貼商界。這是既不公義，亦無助發展香港競爭力的做法。

主席，另一點是有關殘疾人士的評估。我今天正好有親身體驗，因為我要撐着拐杖回來。不同的殘疾人士有不同的能力。有關殘疾人士的評估引發了不少爭議，例如失明人士認為自己沒有需要接受評估，因為他們能找到工作，其生產力也近乎百分之一百。一些智障同學的家長亦不希望設立這個評估，因為他們憂慮將來沒有這些職位時，他們的子女便更難找工作。其實，歸根究柢，我們是不能採用一種評估機制來處理不同的殘疾程度、身體限制，以致可令每一類情況也得到公平的處理。所以，當法例實施後，我們應該在兩年後盡快作出檢討，看看這兩年的實施情況有何不足之處，繼而在法例檢討時作出補充。要消除貧窮，當然不能單靠最低工資的立法，我們亦要投資於教育，以及在平衡的經濟發展上着力，使不同性向、不同才能的人皆有機會在經濟發展中找到他們的路向。我們除了要保障收入外，亦要保障生活上的基本所需開支不會被壟斷。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處理的是地產霸權，從社會制度各方面作出跟進，例如我們如何從稅務政策令富者濟貧，每一步其實皆牽涉經濟權力和政治權力的再分配，每一步亦會有爭議。這些爭議在現在的政制下，有傾向財團利益的功能界別，亦有小圈子選舉，當然是不利民生的。但是，即使將來有一人一票，我們亦要相當小心，以防經濟右派只顧營商，而不利公義。

所以，主席，我們要問的是，我們要的是怎樣的民主呢？我們要的是令弱勢羣體也能得到保障的民主，還是大多數主流可以欺壓少數的民主呢？當然，我們今天未有全面直選，但這個問題是我們現在已經開始要深思的。

多謝主席。

立法會大會
《最低工資條例草案》
日期：2010年7月14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11時正
地點：會議室

《最低工資條例草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i)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動議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ii)　劉慧卿議員、王國興議員、葉偉明議員、梁家騮議員、葉劉淑儀議員、張國柱議員、何秀蘭議員、李卓人議員及梁耀忠議員動議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