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秀蘭議員：財政預算案(「預算案」)的功能，第一，當然是為了應付整個特區政府的日常開支，為香港市民提供必要的服務；第二，便是要落實一些新政策。

曾幾何時，當我剛加入立法會的時候，有一些資深議員告訴我，其實每年都有一筆錢，他們稱之為「新錢」的，好像一個三角形般，底部是基本需要的日常開支，而這筆新錢是可以用於推動新政策的。所以，當時很多政黨都會視乎這筆新錢的多少而提出多少項建議，大家也一起研究如何推動新政策。

但是，時至今天，已經沒有這回事了，為甚麼呢？因為自從梁錦松擔任財政司司長以來，政府均厲行縮減開支，自1997年起，公共開支佔GDP的比例由23%的高位下跌至現在的19%；1997年的GDP約為13,000億元，而去年的GDP則是16,000億元。雖然公共開支佔GDP的百分比下跌，但因為GDP有所增加，所以實質金額是輕微上升。可是，這些輕微的上升遠遠不足以令香港基層市民可以透過公共理財而分享到經濟增長的成果。這便是我們的GDP雖不斷增加，但貧富懸殊問題卻越來越厲害的原因。

所以，當我們談論細節，例如這裏應撥多少錢、那裏應撥多少錢，以及推出甚麼措施之前，一個最重要的論點，便是請財政司司長重新釐定在預算案中的公共開支應佔GDP多少這個水平。我們要求這個比例應達25%，把經濟增長的成果用於扶貧方面，以解決社會的深層次矛盾及社會的貧富懸殊問題。

現時，即使公共開支佔GDP的比例達19%，我們仍有盈餘，但卻沒有善用這些盈餘。這些盈餘究竟去了哪裏呢？便是落入錢罌內，成了行政儲備。根據預算案，現在的行政儲備足夠應付18個月的行政開支，還未把上萬億元的外匯儲備計算在內。雖然梁錦松有很多言論我都反對，但他有一句說話我卻很贊成：不能用的錢不是錢，閒放着的錢只是紙上的數字。因為當這筆錢沒有獲得好好運用，它便失去了錢的功能，只是一堆數字。

所以，我懇請當局，第一，把公共開支的水平提高至25%；第二，考慮如何善用這筆盈餘。財政司司長表示，這筆盈餘以備不時之需，但我看不到你把這些盈餘放入一個應付人口老化的基金，而只是放在行政儲備中。那麼，當我們看到有巨額盈餘的時候，政府會否又再推行一些耗費669億元及備受爭議的工務工程，而不是把盈餘用在日後的醫療、應付人口老化問題及教育等方面，或用在投資未來的方法上呢？

現在慣常推銷預算案的手法，是先散發悲觀的氣氛及誇大赤字。但是，每年年結的時候，連唐英年司長以往在擔任財政司司長的時候，也感到不好意思，尷尬地笑了。當他所說的年結後赤字與他早前所預計的赤字相比之下，他本人也感到有點尷尬。其實，自1997年以來，各財政司司長所估計的赤字及盈餘，與最後的實質盈餘相比，最高的差額超過900%⎯⎯這是曾蔭權出任財政司司長時所出現的誤差⎯⎯最少的，也有25%。

但是，政府現在採取很悲觀的估計，效果是甚麼呢？便是可以迴避長遠的承擔。當它說出情況是這麼差的時候，當然要緊縮開支，於是不肯用經常性的開支撥款來為房屋、教育、醫療及就業問題等，制訂一些扶貧措施，於是這些深層次的矛盾日積月累，更無法解決。

但是，實際上政府有很多盈餘，那怎麼辦呢？於是一次過「派糖」。但是，每次都「派糖」，而欠缺一些長遠政策目標的一次性「派糖」，是會有副作用的。第一，受惠的中產不會感謝政府，因為大家很明白，是因為政府收稅太多，覺得不好意思，才派一些糖。第二，當政府「派糖」習以為常後，沒有直接取得這些小恩小惠的人，便會走出來批評。財政司司長現時返回會議廳了，我想提醒你一個令你很尷尬的時刻，便是當預算案發表後，你出席「千禧年代」這個電台節目時接獲兩個令你啞口無言的電話，其中一個是一位公務員的來電。雖然當公務員是一份好工，退休後可獲最後薪俸的三分之一作為長糧，但該名公務員也說，你幫不了他。他與社會上很多貧困的市民相比，其實算是屬於安穩的一羣，但他也埋怨你幫不了他，這便是你習慣「派糖」的後遺症。另一聲稱政府幫不了他的市民質問，他辛辛苦苦買了一層樓，政府為何沒有向他提供幫助？原來他忘記了供樓利息是可以免稅的，因為司長你不是直接把糖派到他的手上，這便是你每次、每年均沒有長遠政策目標而只懂「派糖」的後遺症。司長，當天你啞口無言，惟有回應表示，沒方法做一些雷射式的回應。

但是，當你每次都「派糖」的時候，確實除了好像澳門般，每人派5,000元或1萬元外，真的沒有甚麼辦法可以令大家都覺得公平。但是，「派糖」的副作用，是整個社會因當局而變得很短視，大家都只看看有多少錢直接即時放進他們的口袋，然後才決定是否支持政府。其實，這種社會風氣只會增加當局將來推動新政策、推動施政的困難，這真的值得我們一起反省和檢討。

昨天，湯家驊議員問，如果要用一個字來形容今年的預算案，他會用哪個字來形容呢？我當時坐在這裏，心中有一個答案，便是一個「」字。因為政府現在只求勉強過了這兩年，是不會為將來打算的。今年派了200億元給長者及綜援受助者，令他們多獲1個月的特惠金，對此我是完全沒有異議的。相反，我覺得應該檢討現時的金額是否足夠，能否令長者及綜援受助者獲得合理的生活水平，並更進一步地考慮制訂全民退休保障，而不是逐年看看有多少盈餘，才決定該年派多少糖給市民，這是不妥當的。

我要針對的「派糖」，是豁免差餉及退回薪俸稅的131億元，其實，能夠因退回差餉而受惠的人，大多數是有自置物業的；能夠從退回薪俸稅受益的人，也須有一份收入相當的工作，才可以獲得全部6,000元的退稅。一個中產家庭最多可以獲得7,500元的退稅，這筆錢可能只足夠他們一家人大吃一頓，或支付一家人外遊的部分費用。他們也許會把錢存入銀行或作投資。不過，無論如何，對整體的經濟活動所產生的複式效應是相當有限的。如果我們把這131億元用於興建公屋，以平均每個公屋單位28萬元計算，財政司司長，我們可以興建26萬個公屋單位，令26萬個家庭長遠受惠，直至他們入住公屋，成為小康家庭、成為富戶為止；或直至他們儲蓄了足夠的金錢，可以投入私人房地產市場為止，當中受惠長達十多年，而不是一次性全部派發出來，他們吃完一頓飯便沒有了。再者，這筆錢除了令合資格入住公屋的家庭受惠外，也可以令其他的中下階層受惠，因為當私人樓宇的需求下降後，中下價樓宇的租金也可以因此而下調，所以其效應不單直接令26萬個家庭在十多年內得益，更對整個房地產市場的租金產生一個降溫的作用。

其實，現時只有12萬個家庭輪候公屋，如果這131億元如此運用的話，申請入住公屋的資格也可以放寬，令更多夾心及低下階層可以得益，於是他們無須要求政府提供每年1,300元的「貧童上網」資助。當他們可以從租金省回一筆金錢的時候，其他生活開支也可解決。

主席，關於中大的民調，多位同事已說過，有150萬名香港人贊成採取激烈的手法進行抗爭，我們不要歸咎於社民連，也不要歸咎於現時的「80後」，社會學者其實早已指出，當一個社會在經濟復蘇的時候，當各個行業醞釀加價的時候，當基層家庭未曾受惠的時候，社會是最動盪的，這些學說早已存在。我在1999年已跟當時的財政司司長曾蔭權先生說過，在這個階段，社會是會很動盪，很容易出現動亂的。當時的財政司司長跟我說：「何秀蘭，你說了7次會暴動，你是否很想香港暴動？」我的答案是：「我正正不想，所以我提出來，提醒各位官員，提出警告。」現時香港又重臨這個階段了，看看地鐵加價了，煤氣加價了，租金樓價早已瘋狂加價，如果我們現在還不正視貧富懸殊的問題，有很多矛盾便會以動亂的形式爆發。

司長，你也是聰明人，難道你看不到應該採取甚麼政策消除這些社會矛盾嗎？難道你看不到現時的政策那麼偏向地產商和壟斷性的財團利益，是會引致社會動盪的嗎？我相信司長是看得到的，但在這個制度及政制下，你可以做到些甚麼呢？當然，我會理解你是綁手綁腳的。所以，昨天當政務司司長呼籲香港人要理性包容、求同存異的時候，我們一定要說，在這些制度的暴力之下，這麼多人被財團剝削，這麼多小業主一生積蓄所得的物業，因市區重建、強制拍賣及鐵路興建等理由，被政府或財團以不合理的價錢強行收購，以致他們一生的積蓄被你的政策一掌打散、化為烏有，你跟他們談理性、談包容，是否很無耻呢？又有誰會理性地包容他們呢？

這令我想起一個人，他幫助受市區重建影響的居民，他目睹居民及其房屋如何被搬遷清拆，後來被警察關進長沙灣警署。在長沙灣警署內，警察一邊毆打他，一邊高呼他襲警，幸好法庭判他無罪。現時的狀況便是這樣，有那麼多政策上的強權、暴力剝削小市民，而你還叫他們理性地包容？你跟那個一邊打人、一邊喊襲警，還要控告受害人的警察有何分別呢？當然，這宗個案可以提交法庭處理，因為警察自大到還要控告人，幸好法官判被告無罪釋放。我們現時的政制，正正便是一個如此野蠻的警察，一邊剝削小市民，一邊還要求他們理性包容，這是非常荒謬、無良的。所以，主席，香港市民已忍無可忍，亦等無可等，這些社會矛盾並非說一句中央人大決定了」便可以拆解的。所以，我請特區政府及中央政府臨崖勒馬，馬上以民主政制來消除這些社會上的深水炸彈。多謝主席。

立法會大會
《2010年撥款條例草案》二讀
日期：2010年4月15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11時
地點：會議廳

議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