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秀蘭議員：代理主席，財政預算案(「預算案」)是香港長、中、短期經濟發展的重要文件，影響民生至為深遠。其實，我們應該透過資源調撥，善於運用，並以行政措施相輔相成，從而解決現時水深火熱的民生問題。

現時市民生活最困難的，當然是樓價高企，住屋的開支非常昂貴。除了已經供完「私樓」或入住公屋的270萬人之外，超過一半以上的人口其實都受到高樓價、高租金的壓迫，他們時常要為住屋而擔心。政府撤銷租金管制，制定《業主與租客(綜合)(修訂)條例》，現時只需1個月通知便可要求租戶搬遷，每次搬遷，租金便會增加。

我們從一些例子看到，在2005年，100平方呎的「梗房」每月租金是1,500元，現時卻是3,700元。去年有一些小家庭居住在370平方呎的小單位，兩房一廳連廚房、廁所，一開門便看到5個門口的小單位，每月租金是6,000元。租約期滿，業主不續約，在同區再尋找同樣是30年至40年樓齡的小單位，租金是8,000元。但是，薪金哪有加得這麼快？不要說基層，就算「小中產」的薪金也不會增加25%。受影響的不單是「私樓」業主，入住公屋的居民也不能幸免，因為這羣人的家庭有下一代，有適婚年齡的子女，這是我們還未計算的。

根據最新的人口統計數字，25歲至34歲的人口其實有109萬之多，這羣年輕人已屆適婚年齡，他們應該尋找一個單位自住，但卻沒有機會，因為樓價實在太貴，而已經成為「私樓」業主但住在舊區內的老業主，亦恐怕新通過的「強拍條例」，隨時可以被人收購，並以很低的價錢把他們趕走。當我們在住屋方面，有一半以上市民連基本生活的需要也不能得到安穩，一些個人或家庭收入大部分使用在地價上，其他方面的生活完全沒有自主空間時，這個社會便會不穩定。但是，政府卻縱容高地價，令大家為了房屋、為了地價，放棄了進修和文化生活。派發6,000元一定不能解決、不能抗衡地產霸權，亦不能解決引起貧富懸殊、人心不安穩的問題。何時才可以真正考慮「派錢」呢？如果人人富足，偶然庫房某年「水浸」，有大量盈餘，政府便可以「派錢」作為結構性減稅。但是，如果在「派錢」後，還有很多市民仍然處於水深火熱的話，便一定會引起民憤。

我們剛才所說的例子，是一個370平方呎的小單位，每轉一次租約便加租2,000元。政府派發6,000元，便只能應付3個月的加幅。即使這個小家庭有兩名成員工作，也只能應付半年，遠遠不及以這筆錢增加公屋供應及復建居屋來達致長遠的效益。

代理主席，你是在議會內少數與我一樣贊成應該增加公屋供應的人，其他很多議員都是說復建居屋。我們一定不能忽略基層，而當基層能解決住屋問題時，便會產生連鎖反應(ripplingeffect)，令基層租住的中小型單位的租金下調，因為屆時將不會有多人爭相租住小單位。

政府「派錢」需要360億元，如果興建10萬個公屋單位，只需要280億元，代理主席，一個公屋單位的成本是28萬元，已經可以令10萬個家庭得益，還未計算連鎖效益。這些家庭日後或每年也有餘錢投放到子女的教育及文化生活上，又或這些家庭的人甚至無須每天工作15小時，有足夠時間休息，不用如此操勞，可適當照顧身體，最終便能節省政府的公共醫療開支。

政府最喜歡說，每花1元便應該有兩元回報，甚至有更多回報。興建公屋，增加供應數量，正正便能幫助市民，每年也會有社會收益。政府花1元在公屋，收回來的社會效益，絕對不止兩元。但是，現時每年的公屋供應量只有15000個。此外，還有大部分人無法負擔的35000個「私樓」單位。套用我們剛才的話，以109萬適婚年齡人口來計算，我們每年對於房屋的需求，平均是54500個，不要說價錢能否負擔，連供應量也短欠4500個。況且，這羣適婚年齡人口能夠負擔300萬元至400萬元購買「二手樓」的人，其實也不多。如果沒有公屋的供應，我們是否要依靠把年輕人趕回內地發展，減輕需求來解決這個問題呢？

高地價不單增加住屋開支的壓力，也令商鋪租金增加，這些便是香港本地特色的通脹成因。很多中小企如果並非財團的連鎖集團，是無法生存的。所以，現時街上的商鋪必定是集團的成員，提供服務的手法越來越單一，因為整個連鎖集團都採用相同的訓練。代理主席，可能你在購物時也知道，大多數售貨員均以相同的模式，催谷顧客購買更多貨品。間中有一些具創意、貨品有特色、服務手法有特色的小本經營，是沒有生存空間的。如果連這些有創意的小本經營也不能在私營市場內自負盈虧，以商業模式運作。政府便永遠只能夠補助、津貼創意產業，只能夠永遠都是撥款津助。

其實有不少文化工作者，早已把他們的排練室或工作室搬到工廠大廈(「工廈」)。有團體製作了一份文化地圖，發現在火炭的工廈裏有畫室，有陶瓷工作室，有裝置藝術工作室，而有些畫家的作品更以6位數字被海外博物館買下作為收藏品。

在新蒲崗及觀塘，我們有Band房，也有話劇、舞蹈排練室。以前這些工廈的呎租是5元一呎，文化工作者和剛畢業的人士可以過儉樸的生活、少買一件衣服、不奢華、不外出食飯，用省下來的金錢來租用這些工廈，有足夠地方令他們安心創作、安心工作。

但是，現在的情況如何呢？當推出工廈活化計劃後，現時工廈的呎租已上升至13元一呎。業權簡單一點的工廈，業主更蠢蠢欲動希望盡快收回租出的單位，讓他們可以把這些工廈變為酒店。

但是，現在工廈裏，約有一千四百多個單位被這些個體視覺藝術工作者，用作文化工作的用途，而這些視覺藝術，在西九這個以票房為主導、以旅遊項目為主導的所謂文化區，是完全沒有照顧到的。在藝團撥款津助計劃中，亦少有照顧到，因為這些藝團撥款只集中津助9個規模最大、其節目可購票入場欣賞的藝團。我們的文化撥款是由票房主導，這些小文化工作者是敵不過地產霸權的，而這些問題也不是6,000元可以解決的。

住屋、貧富懸殊、地區通脹，扼殺創意經濟的問題，都不是6,000元能夠解決得到的。當我們收到這6,000元，用完後，這些醫療、教育、環境、交通費等方面的問題仍然存在，這便是為何市民一邊收錢，一邊罵政府。

如果我們用機會成本來計算的話，「派錢」的效益的確是最低的。「派錢」所涉及的360億元，可以用作全民退休保障的起動基金、興建公屋和居屋來平抑樓價、增加大學津助學位、在中小學進行小班教學、津助副學位學生的學費、增加公共醫療隊伍人手，以免醫療人員流失、換掉所有噴黑煙的巴士和重型車輛、為舊樓裝置環保節能措施、回購領匯，減低基層居民日常的生活開支、購回3條隧道，由政府自己主導如何疏導交通擠塞、增加更多護理安老院舍及殘疾人士院舍的宿位等；不論如何使用，都比「派錢」好。

況且，現在派這6,000元，最壞的情況便是，引起社羣撕裂，把人的自我規限、排外元素全部帶出來，這個代價是其後整個社會需要負擔的。這些怨恨、歧視是6,000元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我們看到，現在的政府窮得只有錢。政府為求「箍票」，又以為市民眼中都只有錢，所以在很短的時間內作出「派錢」的決定，放棄了從政策和成本效益的角度來考慮怎樣運用公眾資源。於是不理我們其實有6,000億元的財政儲備，亦不理會我們外匯基金有23,000億元的資產值，便企圖用360億元「派錢」來平息民憤。但是，卻將這些一直存在的基本深層次矛盾置之不理。

其實這種「派錢」方法，顯示出政府失去意志、失去信念、失去方向，甚至是失智的一種表現，是思想貧乏到只有「派錢」這一招。所以，市民看不起政府，市民不是這樣想的。

有些朋友未收到6,000元，已自己用錢買一些食物或日用品派給露宿者、派給年老無依的老人家。他們最近買玩具送給基層學童和兒童，有很多人響應。但是，個人力量不能代替政府公共行政的權力和責任，例如即使七萬多名的士司機都把6,000元拿出來，但都不能多建兩個加氣站，令他們每天可減少排隊兩小時，多走兩轉。

所有人、所有基層租戶都把6,000元拿出來，都不能興建一幢公共屋邨，這是政府才有權力、才有資源做到的事情。所以，這些公共行政社會責任，政府是責無旁貸的，要善用資源和權力來處理這些事情。

此外，當然，還要有政策措施相輔相成，令這筆錢用得更有效益。但是，這一屆特區政府除了縱容地產霸權外，還把教育、醫療這些應該負起的社會責任，鼓動私營發展，任由公營系統萎縮。例如投放500億元於醫療保險，我們現在看到，公營醫療系統的醫護人手流失，這種做法是催谷市民將來要負擔更高的價錢走向私營市場。

政府寧願在民怨沸騰的時候，派6,000元來「止咳」。但是，基調仍然是把市民推到私人市場，這些並不是一個以長治久安為目標的施政。

這個政府只餘下15個月，這份預算案已經是「廢」的，反對都救不了我們現時這些深層次矛盾。但是，香港的路仍然很長，我們仍然要走下去。未來這個看守政府還有一份預算案，我很希望市民，尤其是那些可以在個人層面，把這6,000元拿出來自己做扶貧的市民，在4月10日一定要走出來，把他們的看法、把他們對香港的要求，告訴市民、告訴政府。

    但是，如果政府仍然聽不到市民的要求，在公共理財方面要有一個長遠發展的承擔的話，抗議活動、越來越激烈的抗議，將會無日無之，這是6,000元解決不到、警權鎮壓亦解決不到的。

立法會大會
《2011年撥款條例草案》恢復二讀
日期：2011年4月7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9時正
地點：會議室

議程